（一）最艱難的成功，不是超越別人，而是戰勝自己﹔最可貴的堅持，不是歷經磨難，而是保持初心。

從神舟飛船把中國航天員送到“天宮”，到中國高鐵不斷創造新的世界紀錄﹔從“一帶一路”打開合作共贏的筑夢空間，到G20杭州峰會留下的中國印記……剛剛過去的這些日子，人們為“行進中國”的腳步震撼之時，也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執政黨。

今年國慶期間，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給出的兩組數據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到1976年，27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31歲﹔1978年至2014年，作為衡量物質生活水准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率是7.9%，比任何國家都高。“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和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偉大的”。觀察家感嘆，“隻有理解了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這個走過95年歷程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也時刻面臨著如何理解自身的命題。如果說，帶領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壯麗征程﹔那麼，讓一個黨員比德國等歐洲大國人口都多的大黨時刻保持初心、不斷煥發生機，無疑更是一個世界級的挑戰。

打鐵還需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滌蕩“四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鐵腕反腐，黨心民心為之一振﹔強調“四個意識”，加強黨的團結統一，維護堅強領導核心﹔踐行群眾路線，倡導“三嚴三實”，推動“兩學一做”，深化黨內教育，鍛造合格黨員……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管黨治黨，必須嚴字當頭，把嚴的要求貫徹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分別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是要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准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嚴肅黨內生活，筑牢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

（二）“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為什麼在管黨治黨中，黨內政治生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

1981年，人民日報刊發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的《關於黨風問題》一文，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抗戰時期，毛主席用電台指揮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全黨全軍同志都無條件地執行。

為什麼僅憑“嘀嗒、嘀嗒”，就能運籌帷幄、決勝千裡，讓全黨行動如一人？這是因為，延安時期，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有效的黨內思想教育，扭轉了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向黨中央看齊，維護中央權威、貫徹中央指令，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煙雨樓台，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雲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從古田會議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到延安整風建立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再到改革開放之初制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95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錘煉黨性、砥礪品格，回答著這樣的關鍵性問題：黨員如何堅守誓詞，成為“政治上的明白人”？我們黨如何自我完善，成為一個“鄭重的黨”？

25年前，一場“平靜的葬禮”將蘇聯埋葬。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人深刻認識到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健康的政治生活、嚴密的組織紀律，助力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從官僚化、等級化，到放棄民主集中制、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蘇共亡國亡黨也與黨內政治生活失序失常有關。列寧曾說，“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決定黨的戰斗力的，不僅是黨員數量，更重要的是質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正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政黨既有真理的力量，又有人格的力量，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嚴明的紀律，在關鍵時刻信得過、靠得住、頂得上。

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這些長期探索形成的治黨經驗，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什麼時候嚴肅對待這些規范，就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反觀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時期，往往也是政治錯誤集中爆發的時期。“左”傾路線大行其道，“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給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造成重大損失，無一例外都是黨內政治生活出了問題。

在許多人看來，建黨95年、執政67年的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亞洲乃至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政黨”。探求中國共產黨的秘密，一個關鍵就在於，中國共產黨能以經常性、嚴肅性的黨內政治生活，實現黨內團結，統一黨內意志，並把這個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便只是簡單的“嘀嗒、嘀嗒”聲。

（三）“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1945年4月，“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這樣發問。

“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1980年2月，改革開放大幕初啟，中國邁開追趕世界的步伐，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這樣發問。

“你們都知道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麼倒掉的？”2013年9月，中國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朝著民族復興邁進，習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上這樣發問。

三個歷史時期，三次深刻發問，貫穿其中的，是深切的憂患意識，是治黨的責任擔當。而不斷發展的，則是對不同時代命題的深刻把握、對不同階段任務的深邃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既賡續我們黨95年形成的優良傳統，又適應新時期的新特點、新挑戰，就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

視之為黨旺盛生機的“動力源泉”，喻之為黨優良作風的“生成土壤”，強調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標志”……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對黨而言，這是“解決黨內自身問題的重要途徑”﹔對黨員而言，這能不斷增強黨性，筑牢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深刻認識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認識黨內政治生活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