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岁末年初的“八项规定”，使得一场“吃的革命”来势凶猛地席卷整个官场。一系列清新的举措表明，在高层的强力带动下，基层“饭局”确有不小变化，“四菜一汤”陆续重返公务接待餐桌。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2.0%的受访者对近期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44.7%的受访者坦言近来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相对于普通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感受更为明显，52.5%的政府公职人员认为近来公款吃喝现象有明显减少。从这个角度讲，新一届领导集体力推的腐败治理方略在遏制公款吃喝层面成效初显。

　　然而，同样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这次调查显示，91.4%的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其中7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笔者的一些调查也显示，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群众都对根治公款吃喝持以矛盾心态：一方面从内心深处热切欢迎杜绝公款吃喝——据媒体报道，73.4%的干部都感叹自己患上了“饭局焦虑症”，遇到饭局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仅有9%的干部对饭局感兴趣，只要有人请就积极参加。另一方面也对这项规定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和生命力心存忧虑。客观而言，基于中国官场运行环境的历史经验考察，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焦虑？何以消除焦虑？

　　从面上看，很多人认为，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群众的这些焦虑来自对政治清新风气会不会出现“一阵风”的担心，来自对政策执行会产生惰性运转的经验考察，来自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基层应对智慧”的预测。但是，从笔者调研感知和深层机理分析，这种忧虑源于对目前两大治理体制的纠结。很大意义上讲，如果不能从体制革新上作出新探索，公款吃喝确实难以真正根治。这种体制因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压力型政府体制。这个概念是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前任副所长荣敬本教授在河南省新密市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和重要任务，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责令基层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票否决”式的奖惩。如果说这些考核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则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很多考核程序和反馈机制并不是这样，随意性贯穿其间。这样一来，基层政府始终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沉重压力下运行，唯上级政府马首是瞻。因而，在这种压力型政府体制下，基层政府很难有创新举措，很多工作都延续着自上而下的行政惯性而展开。当前，这种惯性对根治公款吃喝同样产生制约。因而，当我们强令要求基层干部要厉行节约、廉洁执政的时候，如果不正视它所生长的大环境，终究是不得要领，隔靴搔痒。试想，仅仅要求基层政府要“勤俭过日子”，而不对其面临的考核体制作出调整，很难想象基层干部能完全摆脱“吃喝考核”的窠臼。其实，对于很多基层干部来说，无不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