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10月至1972年8月，吴江县先后收到三封与陈云有关的来信。前两封分别来自陈云担任负责人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和秘书室，主要询问吴江县政府对陈云姐姐陈星的接济详情，要求他们停止对陈星的接济并称此事以后由陈云自行帮助解决；第三封为陈云亲笔所写，请吴江县松陵镇将陈星留在该地的一些财物一概交公。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从已经披露的案件来看，许多“苍蝇”、“老虎”的违法违纪行为大多与其配偶、子女等亲属有关。有不少贪腐者在亲情面前未能处理好始、微，感情用事，以至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而言，如何处理亲情，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和人品，更反映出其党性修养与责任意识的强弱。前文提及的这三封书信，涉及的事情虽小，却反映出陈云在处理涉及亲情人情方面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反映出陈云既关心亲人生活又时刻牢记党员领导干部责任、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在这一问题上，陈云处理家事的三封书信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警示和启发，告诫我们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恪守为官之道。

公与私。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首先姓党，首先姓公，必须始终做到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废公。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戎马一生，光明磊落，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从陈云处理家事的三封书信中，我们看出，他既不让地方政府接济姐姐，又要求将姐姐留在该地的一些财物一概交公，体现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心为公、不贪公家便宜、不谋一己私利的高风亮节。相比之下，少数党员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在遇事、用权的时候，习惯于将个人需求、个人利益放在党性原则、组织纪律之前，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甚至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这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的，也是与人民公仆的身份极为不符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必须讲党性，坚持公道，恪守公德，秉公用权，戒贪欲、除私念，舍小家顾大家。

情与理。人是感情动物，但是，感情服从理性，理性服从法纪，绝不能被亲情、友情等感情所困扰，尤其不能以所谓的亲情、友情等来代替法理、公理，而干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出来。本来，由地方组织给予开国功臣中有困难的亲属一些优待，于情于理都十分自然，但陈云不这么想。在第一次去信谢绝后，由于没有收到回复他再次发信，重申了“自行帮助解决”这一态度！显然，在陈云的心中，亲情重要，但绝不能为此损害公家利益。陈云有血有肉，也有家庭亲情，但他始终坚持感情服从理性，对姐姐严，对妻子严，但同时又“自己补助姐姐”。情与理，公与私，一点不马虎，一点不含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情与理的关系，在党性原则、党纪国法、公家利益面前，感情用事，过分在意亲情、友情而忽视了法理、公理，常常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来，甚至蛮不讲理、胡作非为，不仅玷污了亲情、友情，更践踏了党纪国法，天理难容。

内与外。正人先正己，律己方能律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内与外、己与人的关系，坚持做到对己严，对人宽，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陈云在处理家事问题、亲情问题上，很注重内外有别，认为自己家里的事情就应该“自己帮助解决”，不能麻烦别人，更不能麻烦公家，折射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质。而反观时下，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自认为作出过突出贡献、政绩不俗的官员，在成绩和荣誉面前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自我表功，于是便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能始终做到自律、自警、自省、自重，只知道用纪律规矩、制度规范要求别人，而自己却不去执行、不加落实，更有甚者，人心不足蛇吞象，三不来就与组织上讲条件，动不动就要这个要那个，甚至将公家的当作自家的，将别人的占为自己的。这样的干部，不仅做不好自己，更不能很好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好、落实好。各级各地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内外关系，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政治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

中国是个讲究人情的社会，人在亲情面前很容易迷失。陈云的可贵，就在于他身上重情重义与严守纪律的和谐统一，在于他时刻牢记党的领导干部的自律责任、带头责任、监督责任、教育责任和引导责任的高度自觉。陈云不为亲情而放弃原则，重情但绝不允许损害公家利益。责任、自律、认真，是陈云处理亲情问题时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家国天下。家事再大，也是小事；国事再小，也是大事。处理好家事，才能打理好国事。从陈云处理家事的三封信中，我们深刻地感悟到古人先贤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理性，同时感受到诸多做人之理、为官之道，从而增强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